“武大郎终究是商人的秉性，太喜欢投机取巧了，只怕他在西北赢得顺手了，和陶子礼一块儿去搏不世之功。”
武好古前脚刚走，苏辙就开始在哥哥苏东坡面前唠叨了，“一开口就是攻拔二州，他也真敢说啊！他真当自己是了不得的名将了？大哥，让他去西北代替高俅实在不妥啊。”
“说不定真有办法呢？他家老祖宗不就是富商从军，最后搏了个元谋功臣和应国公？”
苏东坡说的是武则天他爹武士彟，武士彟早年经商致富，大概是太原首富，李渊初到太原做官的时候还借住在他的豪宅里面。
“但愿如此。”苏辙点头，“明日就要入对了，官家多半会问及辽国的情况，应该怎么回答？”
苏辙在赵佶跟前并不怎么吃香，而且辽国现在看起来也算安分，所以他没有得到越次入对的待遇，而是排了好长时间的队。
“总要寻点事做，”苏东坡道，“不如提出在河北东路施行府兵吧。河北多有豪强，《保甲法》又搞得不好，许多地方都是徒具其名，还有豪强利用保甲害民的，干脆就用府兵替代。”
苏辙点了点头。《保甲法》的初衷不错，但是执行起来就是个大坑了。保甲在北宋就是个规模庞大的民兵组织，与募兵相参，有“上番”和“教阅”两大负担。
再说透一点，就是一种兵役！百姓服役本来无可厚非，但是王安石实行的《雇役法》已经收了一遍免役钱。然后劳役花钱免了，兵役又来了……而且王安石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在《保甲法》中规定了一个奇高的抽丁比例。凡家有两丁以上的，出一人为保丁！要知道隋唐的府兵制也不过是六户抽一丁，两丁抽一的比例，大概只有战国时候才有。可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军功爵，穷人翻身靠打仗，而且战国时期有国家授田，穷人的生存和服役的能力也有保障。
而北宋有募兵制，想靠打仗翻身的穷人都去招刺了。同时北宋社会上升的主要途径也不是当兵打仗，而是读书考科举……正经当兵打仗都没什么太好的前途，何况是当保丁？谁愿意去干？
另外，北宋不抑兼并，也没有国家授田制度，虽然整体的经济要比战国时代发达繁荣太多。但是处于底层的穷苦人民的处境其实还不如战国之民，根本无力承担高比例抽调的兵役。
所以《保甲法》其实就是个乱来的恶法——王安石的新政大多就是这样的路数，看起来对国家有利的，他都要执行！但是保障这些有利于国家的法令的政策，他就当不存在了。
因此《保甲法》并没有成为加强北宋国法的良法，反而在神宗末年激起民变，按照史书的说法，就是：诸路盗贼蜂起，皆保甲为之，本欲御寇，乃自为寇。
而在神宗皇帝死后，《保甲法》其实已经变成了地方豪强拥有武力或者盘剥平民的法律依据了。
相比之下，“义务府兵制”就显得合理多了。一方面用辟雍学宫的名额换府兵；一方面充当府兵的丁壮也可以终身免役。而且“义务府兵”不需要干太久，五年为期，干完拉倒。虽然没有正俸，但是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（保丁只有上番才能得到口粮，平时训练都得自掏腰包），衣食都有保障，有时候还能得到赏赐。
所以用“义务府兵制”替代《保甲法》无疑是项大大的善政，因此在关中各地推行得比较顺利。
“大哥。”听苏东坡提到在河北东路全面施行府兵制，苏辙有一些犹豫的说道，“本来还有件事情要和大哥说的，但正好武好古来了，就没来得及说。”
“何事？”苏东坡问。
“河北东路各府州军的官学生都在上书，说辟雍学宫的招生办法不公，大量的名额都给实行府兵制的州郡占用，而且行察举和考试并行之法，考试内容又重武轻文，这是断了寒门学子上升之路啊。”
苏东坡眉头大皱，叹息道：“他们说的不错，辟雍学宫和云台学宫的招生之法的确不公，就是断了寒门学子的一部分前途啊。
而且辟雍学宫和云台学宫又是培养右榜进士的，本来就要取允文允武之士，寒门书生如何能考得了？”
苏辙也摇头道：“大哥，左右榜进士搞得有些唐突了，将来怕是会让官场士林一分为二啊！”
辟雍学宫是国子监下属的学宫，就是原来的国子学、太学、武学合并而成的“大学”，由苏东坡的门生晁补之担任主官，还是称国子监祭酒。因为这所学校和太学存在传承关系，所以也被人看成是新太学。但是新太学的招生方法，却和老太学大相径庭。
老太学强调的是为寒门开辟通天之途，新太学则是为国家选取文武双全之士。
而文武双全的教育，其实是一种精英贵族教育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——相比单纯的文科举，将文武科举合一的右榜进士科太过依赖高水平和高成本的教育。这就造成了经济实力不足的平民子弟很难有机会高中右榜进士科。
而更大的麻烦，还在后面！
如果不出意外，以考取辟雍学宫和云台学宫这一类“大学”为目的“六艺小学”，在不久之后，也会在人口集中，财力也相对充沛的大城市中大量出现——大城市中的有钱人多啊，能够承担高昂学费的人也就多了，也就能支持更多的“六艺小学”开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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