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五十七章“广场协议”阴谋论？
1971年，从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后，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从1∶360暴跌至1∶170。但是，1978年卡特总统公布美元保护政策后，汇率又升至1∶250附近。那之后的里根政府时期，由于美元继续走高，日本等出口国通过汇率差值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。
在1985年9月21日之前，日本人叫嚷着要买下整个美国，这让美国人感到恐慌。
而在“广场协议”签订的消息公布后，整个美国一度沸腾，尤其是那些个与日本出口产品相关的企业，更是开心地要命，在这个协议签订前，美国是日本的最大出口国。而在1985年，日本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，日本产品充斥了全球。日本资本的疯狂扩张的脚步，令美国人惊呼“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！”
日本物美价廉的商品，让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失了业，比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，因为日本的汽车的竞争，大量工人失业，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。
所以，当这个消息传出时，虽然不能够说整个美国，但是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是高兴、兴奋的。
但是，结果会像他们所想的那样，对日本的工业造成巨大打击吗？
不会，至少林宇知道，不会，因为历史会证明这点。
在得知美国的消息之后，林宇用手拖着脑袋，脑中邪邪地幻想了一下几年后日本的情况，嘴角不由拉出一丝阴险的弧度，再想想美国那些人逼迫日元升值的目的，他突然感觉好像美国人就是在让日本人给他送钱。
美国在这次的事件中，不仅仅可以在制造业上一定程度遏制日本的出口，还能让他们背后的财团们趁机大赚一笔，表面上看他们的确是这次的最大获益者。
但是，他们绝对不能想到这个世界还能有一个人，不仅仅能从汇率的变化中获取利润，更能估测日元升值的幅度，和未来对日本的绝对影响，所以，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场游戏林宇能吃到肉，至于美国能不能喝到汤，可能，当然也不可能，这得看林宇了。
其实，说起广场协议，在前一世林宇就研究过很长时间，林宇前一世在大学学习的就是经济金融专业，所以在没事的时候林宇总是喜欢研究一些经典的事例，而广场协议恰恰就是其中之一。
广场协议？何谓“广场协议”？
最简单直观而又合乎逻辑的表述是：在80年代，美国经济复苏了，美元上涨了，大量国外产品，特别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产品输入到美国。于是，美国人民认为国外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市场，剥夺了“应该”属于美国人的就业机会，导致美国的失业率显著上升。类似推论通过舆论和国会对里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，他们不得不把世界主要五个经济体（G5，美国、日本、联邦德国、法国及英国）的财政首脑邀请到纽约，说服他们共同致力于美元的贬值。善解人意的五国财长当即同意，并发表了联合声明，即“广场协议”。
声明发表几个小时后，美元开始了疯狂的贬值进程。国际外汇市场开始疯狂抛售美元，持续了两年之久，仍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，以至于这五位了不起的先生（或他们的后任）不得不再度聚首，商议采取措施，以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。这就是1987年达成的卢浮协议，那是后话。
“广场协议”后，日元和马克开始大幅升值。自1971年浮动汇率体制实施之后，美元开始对马克和日元贬值。进入80年代之后，美元稳步走强，这一慢性走高的趋势在1985年中期再次被打断，日元和马克又开始大幅升值。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，美元急剧贬值。马克的升值水平恢复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，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。这正是日元成为“广场协议”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其实，说起来，日本“失落十年”不是“广场协议”的错。
广场协议之后，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不前，日本人普遍认为是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陷入了停滞，但是，但是，将日本“失落十年”归咎于“广场协议”则很牵强。
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、输入，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。日本经济从“广场协议”中受到最大的影响，也来自于后者。
在80年代，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，参与“广场协议”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，几乎“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”。用林宇重生前的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，正如“人类最伟大的王，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”一样，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。
更何况，与会五国在“广场协议”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，特别是与国内金融、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，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。
实际上，在“广场协议”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大幅增加了。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，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，形不成价格竞争。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，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，无论是电器、汽车，还是中间机械产品，失去了国际竞争力。因此，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，“广场协议”是彻底失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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